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刘鹤
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研究的目的、方法、基本逻辑和主要任务
目的
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方法
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通常在实验室进行
社会科学领域：进行历史比较
基本逻辑
本次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
主要任务
- 试图发现两次繁荣萧条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
- 试图理解两次经济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
- 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两次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在危机初期，1929年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大大超过金融危机；后续发展中，金融危机的发展演变日趋复杂。区别主要体现在：
人口结构不同
大萧条：人口年龄轻、中等收入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经济危机：人口年龄提升，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
技术条件不同
大萧条：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
经济危机：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
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
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
全球化程度不同
-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
- 全球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
- 资本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
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只能无奈接受，无力拉动全球经济回升
经济危机：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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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经济危机都是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
重大的技术革命总是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且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力量对比产生深远而根本性的影响。
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意识到重大革命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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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政策是放任自流
大萧条：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保持缄默
经济危机：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都是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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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大萧条：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危机：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利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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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的很小，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民粹主义政策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政府通过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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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
大众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开始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不耐、健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大萧条：股市泡沫
经济危机：房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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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危机都和货币政策有关
两次危机前都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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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的危机相同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
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置信的政府政策，使得危机的形式更为糟糕。政治家们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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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模式
经济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是军事领域。
面对超高的负债率，政府通常的政策是：
- 财政上采取的紧缩政策
- 去杠杆化进程开始
- 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来缓解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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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展到最为困难的阶段，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理论创新）
- 大萧条之后，世界上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 经济危机之后，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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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危机发生之后，必定会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color{blue}{基辛格}$的《大外交》中提出了基辛格定律：
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
大萧条：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
经济危机：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产生
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作用
三点政策思考
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有3点重要的启示和思考：
- 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中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 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